“十四五”面临六大问题，怎么办？
“预则立，不预则废”，四个多月后，中国就将进入“十四五”时期。“十四五”面临哪些重大问题？怎么办？
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这篇重要讲话，以一个完整故事的推进方式，层层递进地提出了中国站在当前历史方位要面对哪些问题，并对下一个五年要怎么做给出了分析，并指明了答案的方向。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当前世界动荡局面，怎么办？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大变局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等严峻问题。随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前进道路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情况。但要看到，我国具有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等有利条件，具备继续发展前进的优势。因此，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这就对经济社会领域的研究思考提出了新的要求。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世界动荡带来外需减弱，怎么办？以前中国发展曾经处于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格局，如今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这就必须转变发展格局，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循环明显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习近平明确对理论界提出了“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灼见”的要求。
这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以内循环为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关键科技环节的“卡脖子”问题，怎么办？对此，不但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更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独特优势”，还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总之，激发创新主体潜力。
激发创新主体潜力，还会遇到下一步的问题：如果遇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根本方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此次重要讲话提出的治理现代化要求是：“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此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站在中国位置上，国内要做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外呢？面对全球化陷入“休克”的局面，怎么办？对此，中国始终不渝的态度是坚持扩大开放。而坚持扩大开放有两个立足点：第一是对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可以积极开展合作；第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身”这个典故的含义是：自身修炼出完善强大的自主能力，则不会被外界因素所扰乱。
最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面临着社会的新发展变化，怎么办？面对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互联网社会的新局面，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对理论和政策研究来说，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就是“富矿”，中国理论界有责任从中发掘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类历史上一流文明成果的“宝藏”。如何“挖宝”呢？重要讲话给出了四条建议，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脚底板下做学问、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2020年8月24日）
习近平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讲点意见。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施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当然，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长期坚持和大胆探索，为建设科技强国夯实基础。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产出效率。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
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以上我重点讲了几个问题，以及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其他问题，希望大家深入思考，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2015年11月23日，我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了讲话，最近《求是》杂志发表了这篇讲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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