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的思考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避免国外所谓A模式的高耗性和B模式的消极性，实现质量与效益兼得，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实际上只有一次机会，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结束，城镇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一旦确定后，就很难再改变。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正因如此，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沃利?恩道曾经感叹：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高耗之A与消极之B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叫A模式，另一种为B模式。前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三高”，即高油价、高排放和高粮价的主因之一。
于是，法国学者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了所谓“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此，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其基本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规模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农业生产小规模化；减少能源消费等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而厄尔?库克在《人类、资源与社会》一书中预言，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第一步是保护阶段，通过减少浪费和奢侈，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关闭部分工厂，减少服务项目，从煤中提炼甲醇燃料代替传统燃料，药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等；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数的工人回到农场，出生率下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B模式。
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御A模式的诱惑。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他们按照A模式思路，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发展、削减社会开支、推行私营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但结果是，仅仅10多年的实践之后，原本繁荣的拉美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
“反增长计划”与B模式思路同样不可行。其一，它们并未触及如何纠正资本贪婪的欲望，无疑会使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质劳动力灾难性地减少等，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因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其二，它们要求经济巨头们放弃导致其长期致富的传统垄断能源产业和生产方式，无疑是缘木求鱼。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剥夺和污染物转移，还会加剧后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其三，它们让发展中国家减缓经济增长来承担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发展高成本，不仅不公平，还会造成后者深陷贫困，并加剧社会危机。
也就是说，上述几种模式都将无法扭转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资本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将尽可能地占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想方设法地掠夺这些生态资源直至其枯竭。其次，它会全力以赴地扩大生产规模。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便是最好的注解。再次，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占有率，并自由流向那些获利更多或资本更丰富的区域。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社会必然会加剧“适者生存”式的恶性竞争。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夏准博士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遵循A模式而暴富的当今发达国家，必然会以地球资源和能源短缺为借口，试图踢开那张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即发达繁荣）的“梯子”。即以A模式为样板来推行政策和制度，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即B模式），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以资本运动主导的全球化促使了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飞涨，这比B模式更为有效地踢开了这张“梯子”，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以为是由于能源与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而导致“梯子”自己断裂。
显而易见，地球上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如果按照A模式发展，无论是粮食、能源、生态环境还是交通状况，都将是不可持续的。而B模式或“反增长计划”的根本点在于，采取消极的城镇化、机动化和工业化来取消对资本运动的一切限制，以资本选择来替代民主运动。简言之，即让发展中国家减缓发展速度来补偿A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枯竭和大气污染，为西方发达国家地位的巩固和强化作陪衬；让低收入阶层对自己的处境“安贫乐道”，为支撑富裕阶层的奢华生活而作出牺牲，最终达到使“资本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的目的。
C模式思维体现统筹兼顾
虽然C模式并无先例可援，但通过总结A模式的历史教训和判断B模式的现实缺陷，可为我们提供初步的思维框架。
首先，C模式必须立足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资本的逐利，使其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都将采用一种更倾向于以人为本与代际公平的新策略。各种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过度消费被适度消费所取代，充斥于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逐渐被传统的节俭适用美德所导引制约。“消而不竭”的资源利用新社会契约将逐步均衡“买断卖断”的传统市场交易模式的缺陷。贯穿于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消费、回收、翻新、提倡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真正确立。
第二，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单一的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充分保护物种多样性、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自然地形风貌、历史社区特色、文化遗产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模式。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第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传统的消费、出口和投资转向符合生态文明的绿色消费、内需为主和对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投资为主。只有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含能量”与“含资源量”持续下降，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绿色竞争力”，才有可能战胜和超越A、B两种模式。
第四，土地作为生态环境的“底板”，需要在人类的自身需求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人类社会而言，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否，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占有，而且也涉及生存空间的公平。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也必然应该是“公平之母”。
第五，可再生能源应用与建筑一体化将引发建筑革命。随着社会的进化，建筑将占全部能耗和排放污染物、温室气体的50%以上。从家庭的载体——住宅，到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一切建筑都应遵循与自然共生、社会和谐、对生态环境最小干扰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建造、运行和更新。建筑与它们所组成的城市将充分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短缺的资源。能源消费主体与生产场所“合二为一”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将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供给系统展开竞争。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城市甚至“零排放”社会将蔚然成风。
第六，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逐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内需消费和服务外包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渡方式。基于日新月异信息革命的“全球服务”应当比“世界工厂”更适应中国的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农业和柔性生产体系的勃兴，倡导农产品、农副产品和大宗基本商品供求关系的就近均衡，从而有效节约运输能耗。
由此可见，C模式是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摒弃和超越的新模式，是一场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C模式在中国实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其一，“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国外研究表明，东方民族的人文背景与西方人有明确区别。西方人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主题上，而东方人则更注重背景和环境。这种视野的综合性自然会导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以利他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A模式全球流行的今天，中国主动提出“生态文明”，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文化成因。
其二，无自身利益的政党与国家治理结构。有西方政治家认为，如果世界上真正发生新能源革命的话，发起国很可能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因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无论是掌握决策权的议会还是拥有执行权的政府，都很难摆脱利益财团的控制。而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这种“超然”地位，因而有能力真正肩负起发动和推进新能源革命和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
其三，特殊的土地公有制使得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在中国尚未形成坚实的基础。
不过，C模式必须是动态、开放的发展模式，必须善于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生态文明的成果形式，并不断地自我更新与优化。
让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和谐发展
今后15至20年是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时期。正确选择通向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和谐发展的路径，是C模式最终能否实践的关键。
首先，坚持与完善现有城乡土地公有制，强化城乡规划调控，为有序城镇化铺设轨道。我国是以占全球7%的耕地来支撑占全世界21%人口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绝对不能低估资本对土地资源掠夺的强大能力，必须十分注重耕地的保护与节约，一以贯之地落实“紧凑”和“多样性”的城镇建设方针。
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差异化协调发展。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保存与弘扬农村优秀传统建筑和文化、自然生态的耕作模式、洁净水与土壤、优美的自然景观等资源，为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再次，规避经济全球化之弊，推进新型工业化，构筑健康城镇化新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城市之间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被国家边缘化之虞。我们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环境立市，着眼于加快以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构成城镇化的新动力。具体而言，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大规模引进国外科技创新梯队和留学科技人员，并给予优厚待遇和良好生活工作环境，为奠定新一轮国家创新能力的勃兴创造条件。
第四，多方位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以及国家竞争力。在建筑层次上，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具有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功能，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室内环保性能优异的建筑）；在社区层次上，强调社区生态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创；在城市基础设施层次上，推进可步行街道、绿色交通等；在城市（镇）层次上，实践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倡导生态城（镇）；在区域层次上，通过生态城市联盟和有效的区域规划管制促使生态环境共保、资源共享、绿色发展动力共构和基础设施共建，促使各类人工构筑物和生产、消费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最大限度地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结合，最终促进低碳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发展。
第五，保护和开发利用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中国的秀丽山川、城市与村镇存在着大量历史文化遗存，这些不仅是造就城镇和区域特色的主要载体，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产。在城镇化大潮中，应提高全民意识，修复和保护好此类不断增值的高等资源，将使我们的子孙永续利用这些绿色资源。
第六，从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入手，强化交通需求管理，促进城镇化和机动化和谐发展。机动化对于有序城镇化历来都是“双刃剑”。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分配交通资源的作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继续发挥“自行车王国”的优势，构筑具有机动化能力的绿色交通体系。
第七，积极应对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在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剧，成为健康城镇化的一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城镇治水、供水策略的选择上，减少对“大截、大排、大调”工程治理的依赖，倡导从开发—排放的单向利用转向循环利用，从单项治理转向水生态的整体优化，从简单对洪水截排转向与洪水和谐相处，从过度依赖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供水需求转向就地循环再利用。
第八，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有序城镇化必须立足于区域整体来统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其基本手段是将原先囿于城市内部的规划调控，扩展覆盖到城市群涉及的区域，应进行对环境资源影响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和城镇群，才能以最小的生态环境影响来获取最大的城镇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