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下定决心，新一轮科技革命开启！
每年的八月份，我国的北戴河都会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休假模式。
人们往往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官方公开报道中，从不多的信息中窥视释放出来的大国发展信号。
当然今年也不例外，官方报道中，重点提及了我国最高层邀请国内最顶级的专家人才代表到北戴河休假。这些权威专家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由南科大校长薛其坤、清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领衔。
这两位除了其显赫的官方职务外，更是各自领域内享誉全球的领军人物。薛其坤教授，作为世界凝聚态物理学界的璀璨明星，其卓越成就使他成为本土科学家中距离诺贝尔奖最近的耀眼存在；而姚期智教授，则是我国唯一荣获图灵奖这一计算机科学界至高荣誉的科学家，他所创立的清华姚班，更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教育与研究的巅峰象征，代表着国家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除了邀请最顶级的科学家，这次休假队伍中还有一批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及一批产业精英。
表现出来的信号再强烈不过了，彰显出我国高层通过北戴河暑期疗养这一独具匠心的政治关怀形式，深刻表达了对前沿科技领域杰出人才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坚定不移的推动与支持。
现在的趋势已经是明牌，全力押注科技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中最迫在眉睫的关键。
如何去做，目前的战术打法靠的是新型举国体制。
就在三中全会之前，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机构横空出世，中央科技委员会，正国级领导挂帅。紧随其后，各地各级科技委员密集亮相。像河南、吉林、四川、江苏等地纷纷成立了省级科技委员会，并且由主要省领导高配出任双主任。接着市级层面密切跟进，像南京、成都、洛阳、焦作等地多个市委科技委也相继召开首次会议。
从中央到地方三级科技委员会相继亮相，意味着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的指挥网络正在建立，正在从组织形式上完成科技攻关的作战动员。
部分群众对成立科技委员会这一决定不太理解，网络上也有出现了一些不太积极的声音。事实上如果真的去了解现行体制的运作模式，就会发现我国科技发展一直存在一个大问题，科技管理部门含权量太低，现实中的人微言轻自然导致统筹协调能力分散。
而成立科技委员会，由各级主要领导挂帅开路，同时再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挑起大梁，简而言之就是行政搭台，专业唱戏。这样就可以从顶层设计环节保证科技创新的话语权，才能够有足够的权威调动各方力量办大事。
这才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应有之义。
如果只靠成立科技委员会这一新的机构，当然解决不了目前我国科技发展的大问题。成立机构只是从组织形式上完成科技攻关的序曲，具体的打法还需要出台更多的政策，来补充弹药。
回到上个月发布的三中全会公报上。整个公报全文两万多字，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多个改革维度，其中篇幅占比最大的部分不是经济，不是金融，而是科技创新，占据了篇幅之最的焦点，这一显著安排鲜明地凸显了科技创新在本次改革蓝图中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这段力度空前的内容铺陈，是对未来五年我国科技攻坚战略部署的深刻预示，更蕴含着详尽且前瞻的科技发展路线图。
我们对内容进行精炼与提炼后，不难发现本轮改革的核心理念紧密聚焦于攻克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现存难题与痛点，其核心策略在于双向赋权：一方面，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为科研人员松绑，释放其创新潜能。
关键的有三条的：
一是，赋予科研人员更多的研究话语权和更多的激励举措。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
二是，放宽体制外组织和个人关于科创的准入门槛。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科技成果后付费模式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三是，在教育领域定向培育科技转向人才。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
关于我国的科技创新最广为人诟病的一条就是创新氛围不行，科研人员享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及激励措施，广大学生受限于填鸭式应试教育被扼杀了创新能力。
而根据三中全会公报的要点，这些痛点正在被加速解决。这意味科学家们能够挣脱传统体制中外行指导内行的桎梏，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探索的事业中，同时通过强调科研转化解决了物质激励层面的后顾之忧。此外，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民营企业及众多专业人才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将有机会直接参与并贡献于国家最前沿的科技攻关项目，共同分享科技创新带来的丰硕成果与红利。
从中央牵头成立科技委员会开始再到三中全会系统性布局，关于科创攻关的号角正在吹响。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其深层根源在于产业升级的乏力。特别是在中美博弈的宏观环境下，欧美国家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形式施压，使得这些困难变得更为复杂和艰巨。
而度过难关的最根本手段，靠大规模刺激不行，靠举手求和也不行，唯有科技闯关一条路。所以，谁能引领下一轮科技浪潮，谁能率先突破产业升级瓶颈，已经成为未来中美博弈的胜负手。
从目前来看，中美两国在产业升级的路径上已经走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赛道。一条是我国的产业升级主要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链专注于生产场景应用，无论是新能源还是人工智能，最终都是需要应用到工业制造场景。
因此，我国不仅成功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向全球领先地位，还超越了韩国，在造船业上傲视群雄，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在无人机技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也冠绝全球，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阵地，我国各类工业机器人早已在各行各业中大放异彩，推动着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与升级。
另一条是美国的产业升级更依托自身的创新能力专注于原创性技术创新，比如人工智能，美国各大技术公司拼命在卷影音文字大模型，在这一赛道远远领先我国。
这两条发展路径，世界两大经济体各自植根于独特的国情背景做出的战略抉择，难以简单地评判其优劣。从当前视角审视，两者均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对于我国而言，尽管产业政策的多重推动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消化压力增大的潜在问题。
美国面临的挑战同样显著，其本土制造业链条的断层导致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受限，即便在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中，也大多局限于生成短视频或在线问答等少数领域，难以对工业生产力产生实质性的飞跃性提升。在此背景下，马斯克的星舰项目与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技术，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意外地成为了掩盖美国制造业某些不足之处的“遮羞布”。
正是基于美国制造业存在的短板，我国更加坚定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决心与步伐。近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高科技发展的热潮，仿佛一场全民参与的“高科技豪赌”。从地方政府到企业层面，都在积极布局未来科技领域，如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人驾驶技术的竞相追逐，乃至河南偏远山区也投身于商业运载火箭的研制之中，这些现象无不彰显着我国对于高科技产业的雄心壮志。
同时，国家财政政策的倾斜也进一步助力了这一趋势。今年的超长期国债资金大量流向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重科技领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当下的科技产业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很明显，我们现在的产业升级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用全产业链制造优势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把无论是高端制造还是一般生产全都牢牢握在手中。
只有继续将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定为国策，才能避免产业升级被卡脖子，才能在不放弃一般制造业的同时保住就业。
这条路势必如西天取经般困难重重，但唯有直面天命，所有的困难才能不战而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