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日本？中国乡村振兴需另辟蹊径

        在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进程中，围绕发展路径的探讨热度居高不下。部分观点盲目追捧日本乡村振兴经验，主张中国全盘借鉴。然而，这种主张忽视了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 “农协”）这一核心要素背后潜藏的诸多问题。博为国际规划咨询集团首席专家升华认为，中国的国情与农情独具特色，与日本有着本质区别，照搬日本模式难以契合中国乡村的实际需求，因此，探寻符合中国特色的全新乡村振兴道路迫在眉睫。

日本农协：表象背后的复杂症结

       日本农协自成立以来，在日本农业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极为复杂且微妙的角色。从表面上看，它为日本农民提供了涵盖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销售以及金融保险等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对稳定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农产品销售为例，农协通过整合分散农户的产品，进行统一分级、包装与销售，增强了日本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辨识度与竞争力。但深入剖析，日本农协的弊端日益显现。

（一）臃肿繁杂的组织架构

 在组织架构方面，日本农协构建了一套极为庞大且层级繁杂的体系。基层农协作为与农户直接对接的单元，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县级联合会则负责整合与协调本区域内基层农协的各项事务；全国性组织处于顶层，制定宏观政策与发展方向。然而，这种多层级结构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严重受阻，协调成本大幅攀升。以一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为例，从全国性组织制定推广计划，到县级联合会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再到基层农协落实到每一位农户，期间要经过层层审批、研讨与传达，往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这使得农协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时，反应速度迟缓，无法及时为农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错失诸多发展机遇。

（二）金融业务的 “双刃剑” 困境

在经济领域，日本农协的金融业务呈现出明显的 “双刃剑” 特性。农协银行凭借在农村地区深厚的群众基础，吸收了大量农村闲置资金，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设备购置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但近年来，农协金融机构陷入了严重的不良资产困境。由于长期以来秉持 “普惠” 却缺乏精准评估的贷款原则，对一些经营理念落后、市场适应性差且缺乏还款能力的农户盲目放贷，再加上日本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农产品市场受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冲击明显，导致大量贷款无法按时收回。相关数据显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经济低迷期，日本农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一度飙升至 15% 左右，不仅严重削弱了其金融服务能力，还引发了民众对农协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信任危机，危及整个农协系统的正常运转。

（三）政治利益集团的扭曲影响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农协在政治领域逐渐演变成一股强大的利益集团势力，对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显著的扭曲性影响。农协依靠庞大的会员数量（几乎涵盖日本所有农户）以及在农村地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通过政治游说、政治捐款等手段，深度介入政府农业决策过程。这使得日本农业政策长期过度偏向于保护小规模、高成本的农业经营模式。以日本大米产业为例，为保护本国稻农利益，日本政府长期维持高达 778% 的大米进口关税，这一举措虽然在短期内保障了稻农的收入，但从长远看，导致国内大米价格远超国际市场水平，加重了消费者负担，同时也使得日本大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因缺乏价格竞争力而逐渐失去份额，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现代化进程。

中日差异：不可忽视的国情鸿沟

与之相比，中国在诸多方面与日本存在巨大差异。从人口结构来看，截至 2022 年末，中国乡村常住人口数量仍高达 4.9 亿，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了极为艰巨的就业安置任务。

与日本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农业就业人口相对较少不同，中国农村需要创造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岗位，以吸纳剩余劳动力。同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要满足如此庞大人口的需求，难度远超日本。日本那种小规模、精细化的农业经营与乡村发展模式，根本无法承载中国农村巨量人口的发展诉求。

在土地制度上，中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户拥有承包经营权。这种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通过集体组织的统筹协调，有效整合零散土地资源，借助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而日本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分散在众多农户手中，土地集中难度极大，大规模农业开发项目往往因土地整合问题而推进缓慢。

中国路径：创新驱动的振兴探索

中国乡村振兴必须扎根本土实际，积极探索全新路径。

（一）产业发展：挖掘多元价值，打造特色集群

在产业发展维度，应充分挖掘乡村所蕴含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中国乡村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多样，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浙江安吉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精心打造 “美丽乡村” 品牌。通过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随之而来的是民宿产业蓬勃兴起，当地农民将自家房屋改造为民宿，为游客提供住宿服务，实现了闲置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增值。同时，农产品加工产业也迎来发展机遇，安吉白茶、笋干等特色农产品借助旅游产业的东风，销量大幅增长，形成了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完美诠释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理念。此外，科技创新在农业中的应用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大数据技术能够实时监测土壤墒情、气象变化等信息，帮助农民精准制定灌溉、施肥计划，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农产品质量检测，能够快速、准确识别农产品的品质等级，提升农产品质量管控水平；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设备的远程监控与智能操控，降低了人力成本，推动农业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二）乡村治理：构建多元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在乡村治理层面，构建多元化治理体系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基层党组织在中国乡村治理中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能够有效引领乡村发展方向。

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制度，让村民能够充分参与到乡村事务决策中来。例如，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过程中，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使项目规划更贴合村民实际需求。乡贤理事会的成立也是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举措，乡贤们凭借丰富的阅历、广泛的社会资源以及对家乡的深厚情感，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在调解邻里纠纷、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川成都郫都区战旗村在乡村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村党组织牵头引领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组织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农业产业开发，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规模化经营。同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村集体资产进行专业化运营与管理，提高了资产运营效率。村民通过土地分红、在合作社与公司就业等多种渠道实现增收，村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形成了经济发展与治理优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人才培养：实施振兴战略，汇聚各方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刻不容缓。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从基础教育抓起，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通过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等措施，吸引优秀教师扎根农村教育事业。同时，开展针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当地产业发展需求，设置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电商运营等培训课程，培养出一批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新型职业农民。

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如为下乡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创业补贴，缓解其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为科技人员提供住房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为退伍军人提供创业培训与项目扶持，帮助其顺利实现角色转变。河南兰考县开展的 “归雁计划” 成效显著，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与乡情感召，吸引了众多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创业。他们带回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充足的资金以及前沿的市场信息，在当地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为兰考县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振兴绝不能盲目追随日本模式。必须清醒认识到日本农协模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组织架构臃肿、金融风险积聚、政治利益固化等诸多弊端，以及中日两国在人口结构、土地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国情、农情差异。只有立足本土实际，以创新为驱动，大胆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才能真正激发广大乡村的内生动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在新时代描绘出乡村发展的绚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