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施行重磅新规，大基建时代就此结束……

近日，由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大核心部门联合颁布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该政策文件为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的管理树立了明确而详尽的规范框架，旨在有力支持并加速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内设备设施的更新与升级，进一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与高效运行。

《办法》中详尽阐述的市政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城市日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基石。依据各自的功能特性与用途差异，这些基础设施被精细划分为多个类别，包括交通设施、供排水系统、能源供应设施、环境卫生设施、园林绿化景观、综合型服务设施、信息通信网络以及其他各类市政设施。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部分地区在追求GDP快速增长的驱动下，过度扩张了地方专项债券与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却忽视了债务风险管理的至关重要性。这种“重增长轻风险”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只建设不管理”的现象频发，城市资产的真实状况模糊不清，管理能力与水平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债券资金的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规范行为，诸如“债券项目收入归属企业所有，而偿还本金与利息的责任却转嫁给了财政部门”的怪象。

这次《办法》的出台实际上是在为全国范围内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划红线”。

其中，第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不得增加隐性债务。

此处的“红线”就是“收益”——

如果地方政府计划通过举债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一项目的预期收益必须能够充分覆盖所借债务的本金与利息支出性。反之，若项目收益无法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很遗憾，该项目将不得不面临被取消或重新评估的命运。

过去，很多地方，尤其是中小城市，产业基础薄弱，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基建，基建见效快，任期之内就能出政绩；而且安全，反正有财政转移支付兜底。

但这导致一些地方财政透支，债务风险堆积，同时资源浪费严重，未来持续投入的维护费用也是很重的负担。

比如说，贵州六盘水，在李再勇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5年期间，一口气推动了23个旅游项目的建设，其中有16个项目基本就是“烂尾”了。在李再勇主政的三年里，当地新增债务高达1500亿元，债务增长率超300%，而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不到100个亿。

还有更为人所知的贵州独山，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但就是敢举债400亿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和净心谷景区。

再比如，在海南环岛高铁上，投资4000多万元投资建的儋州海头站，自2015年西环高铁开通以来都没有启用过，因为日客流量不足百人，收益根本覆盖不了成本，若要开通海头站，需儋州市支持经营亏损补贴资金约500万元。

2023年底，海头站终于开始启用了，但在东环高铁线上2010年就修好的万宁和乐站仍未开通……

此外，南京市竣工十余年的紫金山东站、江浦站昆明晋宁区的晋宁东站，昆明阳宗镇的阳宗站，北京经开区的亦庄站也都仍处闲置状态。

而这些现象之所以频繁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项目的论证不够科学，盲目决策，决策过程中过度追求政绩，甚者腐败丛生，而忽视了经济上的性价比、财政上的收益率、战略上的重要性，最终埋单的只能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这次《办法》所设置的“红线”，不仅仅是为了管理规范化，更是为了防止更多地方政府因盲目举债而陷入财政困境给社会造成损失，通过对项目收益性的严格要求，《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理性参考。

其实，很多城市早已看清：基建狂飙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向“创新资本”转型才是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策略。

例如江苏，它在2019至2023这5年间，从外省招引了3138家企业，直接投资1499家、间接投资33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可谓是在创新资本的赛道上一路狂奔。

在迈克尔·波特的经典著作《国家竞争力》中，他深邃地剖析了经济增长的演进历程，将其精妙地划分为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劳动力输入。

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在这一阶段，国家会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一阶段的国家会注重科技研发，推动产业升级，培养高技能人才。

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在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物质资源，而是依赖于知识、技术和创新能力。

从这四个阶段来看，我们目前正处于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之间的大的转型期。

过去靠房地产、大基建拉动的债务型数量型增长方式已然不可持续，下一个阶段是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代表的创新型效率型增长方式。

因此，《办法》为基建投资设立明确界限，无疑是一项积极的举措。它不仅有力地强制地方政府走出过度依赖基建投资的“安逸区”，更促进了投资决策的理性化，有效规避了盲目扩张与重复建设的风险。

就像我们之前解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发言时提到的，“投行思维”的本质是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能力的精髓在于精准而高效地调配各类资源，确保它们在最佳的时间节点与空间位置上得到应用，从而最大化地释放其潜在价值与效益。这种能力可以直接影响一个企业、行业，甚至是一个区域的发展成效。

资源配置者的能量远远大于资源建设者，甚至大于资源拥有者。

更重要的是，国家希望把钱花到“真正的刀刃”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项就列明：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我们需全面彰显创新的引领性作用，依托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引擎，深度驱动产业体系的全面革新，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这一过程不仅旨在不断孕育并强化发展的新动能与新优势，更力求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跨越，迈入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对比近年来，尤其是23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显著趋势，不难发现“创新”、“科技”与“高质量”等关键词汇的提及频次大幅增加，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与坚定决心。

这方面的硬核投入也是实打实地在提升：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3708亿元、增长10%。持续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安排980亿元、增长13.1%。

而日前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政府也并未提出大规模基建刺激计划，并仍严控房地产风险和地方债务。

《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未来的新动能将来自“8+9”未来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载体，更是大国之间博弈的焦点，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阵地。

过去大量倾注于传统基建领域的资金，如今正逐步转向并聚焦于未来新兴产业领域。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远高于房地产（-10.1%）和基建投资（5.4%）。

在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1%，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8.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9.9%。

另外，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1.7%。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24.1%，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增长17.4%，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14.4%。

这是一个全方位押注技术产业的时代。

然而，这个时代也有一个与传统基建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我们需要更高的资源投入，顶尖的人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还有构建一个能够激发创新、特别是鼓励颠覆式创新的生态系统……

更难的是，资本的投入跟产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必须得学会承受这其中的不确定性。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何做到激发最大程度的创新，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好在所有人的共识是“科技和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

我们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护城河和技术壁垒，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有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我们不再需要通过低价来吸引客户，陷入“内卷”式的恶性竞争……当我们可以用舒服的姿势赚钱，而不是每天疲于奔命还只有月薪3000的时候，中国才是真正的强大。

那基建呢？

可以肯定的是，

基建永远不会过时，它始终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最可靠的“老牌”资产。

但它终究会回归到它原本的位置 ---

从增长的舞台核心退到后台，为经济提供长期而稳定的支持。

它或许没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回报率，但它胜在稳定。

它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大家日用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