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总部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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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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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作者：彭羽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目前，上海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推动上海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功能的转型。
总部经济现状和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方面，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
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美市场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加，加之中国内地巨大的市场容量，中国实际上已经被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发展，甚至已成长为与北美、欧盟、日本比肩的世界主要目标市场。出于对中国及亚太区域生产、市场协调的需要，跨国公司迫切需要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以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这给上海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带来重大机遇。
上海从2002年起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试点工作，之后出台和修订了一系列地区总部的支持政策。截止到2012年9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393家，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
随着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不断提升，驻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跨国公司将产品或事业部的全球总部落户上海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拜耳将聚碳酸酯业务单元全球总部迁至上海；飞利浦将家居护理业务全球总部迁至上海。这些跨国公司主要考虑到中国已成为公司产品最大的海外销售市场。
第二，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第二总部的数量不断增加。目前，落户上海的近4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中，约60家属于亚太区总部或亚洲区总部，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将全球第二总部设在上海。如IBM在上海设立新兴市场总部，管理着亚、非、欧和拉美147个新兴市场国家 的业务；新通用在上海成立国际运营部，负责北美以外的所有业务。
第三，驻沪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从研发本土化向研发全球化发展，甚至出现“反向创新”。为贴近市场、增强反馈速度和提高研发效率，通用电气、杜邦、联合利华、德尔福、等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正纷纷在上海设立全球性研发中心。通用电气、德尔福甚至出现了高端产品研发的“反向创新”模式，即通过上海的研发中心率先研发出高端新产品，尔后再销往母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从而以上海为基点，管理和协调以中国市场为重心的亚太区和全球业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总部经济的两种类型
总部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单独关境区城市型和大国中心城市型。前者的主要代表城市是新加坡和香港；后者的代表性城市是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
单独关境区城市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最大优势在于极低的税负成本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如新加坡是世界惟一的主权国家全境自由关税区，香港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性单独关境自由关税区，因此可以将新加坡与香港统称为单独关境区城市。
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税负总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就企业所得税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税率仅分别为16.5%和17%，远低于全球约25%的平均税率水平；从个人所得税来看，香港和新加坡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分别为17%和20%，大大低于其他国家。
同时，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2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显示，新加坡和香港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分列全球第一和第二位；不管是在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还是在市场准入、边境管理和商业环境等软环境方面，新加坡和香港的贸易便利化程度都位居世界前列。
极低的税负成本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正好迎合了跨国公司总部管理力求精简、高效的内在要求，这促使新加坡和香港一举成为亚太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
大国中心城市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最大优势在于贴近市场。大国中心城市普遍拥有较大的国内市场容量，所以在国内工商行政、税收政策和海关监管等方面的严厉程度要大大高于前者。从显性 成本来看，跨国公司在大国中心城市设立总部的经营成本要高于单独关境区城市。
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城市，最主要因为它们贴近消费、生产市场，它们都拥有世界级大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从而为这个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一举成为总部经济的繁荣重镇创造了最为关键的条件。而且，从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大国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格局往往不是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为主，而是以本国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为显著特征。
上海的比较优势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上海的总部经济模式属于大国中心城市型总部经济。然而，上海还缺乏本土大型跨国公司，因此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是上海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个重要阶段。
目前上海乃至中国还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大型跨国公司，因此无法像纽约、东京和伦敦一样走发展本土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道路。在此背景下，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成为上海发展总部经济不可逾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也就决定了，上海不得不与亚太区的新加坡和香港竞争。
2011年跨国公司驻香港地区总部数目和跨国公司驻香港地区办事处数目分别达1340家和2412家；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目前已有约4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
当前上海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绝对数量上不及新加坡和香港，但近年来其发展势头相当迅猛，驻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从2003年到2011年间增加了约5.3倍，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后者。
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集聚地，主要在于其优越的投资软环境，包括简单税制、高度的贸易便利化、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府监管等，但它们的最大劣势在于缺乏广阔的经济腹地，新加坡尤其如此。
与之相比，上海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贴近市场，尤其是临近蓬勃发展的长三角市场。跨国公司一方面通过对华FDI的形式，在国内长三角地区广泛进行生产布点，同时也将部分非核心制造业务和服务业务外包给外部生产商和供应商，这样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业务交易关系必然日趋复杂，亟须通过在中心城市上海设立地区总部从而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方面的贴近市场优势日益凸显。
因此，将上海与新加坡、香港放在同一层面进行比较虽然很有必要，但同时又要注意国情差异和城市定位的不同。
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口城市，这注定其需要通过打造卓越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同时，长期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使其营造低税、自由、高效的软环境成为可能。而中国是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税率设计和贸易便利化方面与新加坡、香港看齐，事实上即使是纽约、东京、伦敦等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也不可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超越新加坡和香港。
总部经济发展四策
作为大国中心城市，上海总部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的国际中心城市发展为本土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全球城市。
从长期来看，上海必然像纽约、伦敦和东京一样，通过培育众多本土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从而成为本土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全球城市。
从中短期看，上海要与新加坡、香港展开差异化竞争，扬长避短，强化贴近市场优势，弥补投资软环境的相对劣势，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的国际中心城市。为此，上海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思路如下：
一、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合作进程，强化贴近市场优势。上海要与长三角区域内其他城市形成良好的产业合作基础，未来上海应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从长三角二省一市在跨国公司区域布局时产生的问题入手，实现上海和长三角城市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将总部经济发展中涉及的体制、机制和跨区域发展问题列入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的议题，协商解决。同时，加快在长三角各省市采用国际通用的通关手续和一致化标准，通过长三角区域大通关协作联席会议，协商统一新的通关模式和通关管理体制，实现长三角大通关制度上的一体化。
二、进一步细化地区总部扶持政策。新加坡在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实现新加坡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的转变，政府出台了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总部扶持计划，如针对贸易结算类地区总部的环球贸易商计划（GTP）；针对财务管理类总部的金融和财务中心奖励（FTC）；针对区域和全球两种不同级别的总部分别出台了区域总部计划 （RHQ）和国际总部计划（IHQ）。
上海可以对现行地区总部政策进一步细化，依据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不同功能进行分类，并设立不同的认定标准；在扶持力度上，应与产业和能级挂钩，对符合上海产业发展导向的行业内企业的扶持力度要大于其他行业内企业，对认定为中国区、亚太区和全球总部的不同能级企业，扶持力度应根据能级递增。
三、继续改善综合投资环境，弥补投资软环境的相对劣势。跨国公司关于地区总部的选址是对东道国城市综合环境的权衡，如果上海在投资软环境方面与新加坡、香港的差距持续扩大，将严重削弱上海的临近市场优势。上海应在外汇、海关和商检管理方面进行政策创新，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在沪投资和管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应加强医疗、教育等领域引进外资的力度，满足外籍人士的医疗保健需求和子女入学教育需求，对跨国公司急需的外省市高端技术研发人才在上海的落户实行政策倾斜。在政府管理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继续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四、培育国内大企业总部，推动本土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从长远来看，上海应该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培育、形成和本土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创造良好的综合环境。一方面，应出台倾斜性的内资总部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大企业总部，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将总部设立在上海，对营销总部、结算总部、财务中心等不同类型的内资功能性总部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另一方面，应出台各种扶持政策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应逐步放宽对跨境融资的限制，为企业“走出去”的购汇和境外资金运作提供便利；同时，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工作，拓展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渠道，应建立和完善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补偿机制，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