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经济大省，要易主了？

       粤苏之争，作为互联网上盛不衰的议题，近期再次引发热议。源于今年第一季度，广东省的GDP同比增长仅有4.4%，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更比紧随其后的江苏省低了1.8个百分点。

       江苏在增量、增速和人均GDP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广东。

       尽管广东省保住了GDP总量第一的宝座，但与江苏省之间的差距已缩水至不足500亿。这是自1989年广东问鼎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以来，粤苏差距最小的时刻。

       回顾2019年一季度，两省之间的差距还高达1700多亿，江苏省的GDP仅相当于广东省的92.52%。然而，在短短五年间，江苏省以年均两三百亿的增速迅速逼近广东，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缩小三分之二以上，江苏省的GDP已达到广东省的98.44%。

       这一变化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有人惊呼：广东长达34年的全国经济霸主地位，这一次是否真的要让位于“苏大强”？

    

      01  广东的城市布局如同一幅星图，两颗璀璨的明珠（广州与深圳）下方，是两股强劲的力量（佛山与东莞）及其周边的诸多城镇，它们共同构筑了全省的经济架构。这“四驾马车”不仅是广东发展的引擎，更是其经济活力的缩影。当这四座城市发展势头强劲时，广东的经济便能飞速前进；而一旦它们中的任何一座减速，全省的经济也会相应地显得疲软。

       今年一季度，广东的经济增长未能超越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被江苏迅速逼近，其根源便在于广州与佛山的经济放缓。

       数据揭示了一切：广州的GDP名义增速仅为2.83%，在GDP前十强的城市中敬陪末座；而佛山的状况更为严峻，其GDP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25亿元，成为万亿城市中唯一出现负增长者。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复杂，但主要可归结为两点：首先是外贸增长步伐的放缓。

       广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商都”，在一季度的进出口总额仅增长了1.7%，而佛山的外贸更是遭遇了33.1%的惊人跌幅，在全国外贸20强城市中垫底。家电、通用机械设备出口额的下滑分别达到3.73%和14.35%，佛山优势产业如家具、陶瓷、服饰的出口总额降幅更是惊人，分别达到了50.77%、67.62%和76.68%。这个曾经极度依赖外循环的珠三角，正在全球化的逆流中备受折磨。

       与此同时，江苏的外贸则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出口激增8.4倍的强劲拉动，一季度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1.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外贸的下滑并非佛山经济失速的唯一原因，制造业的疲软对经济的冲击更为深远。

       珠三角曾被誉为全球制造业的 hub，有着“东莞堵车、全球缺货”的说法，但若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而论，东莞实际上并不及低调的佛山。2023年是佛山工业的“辉煌之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仅次于深圳、苏州、上海三市，荣膺全国“工业第四城”。但好景不长，佛山工业的发展很快便遭遇了“倒春寒”。

       一季度，受房地产行业下滑、内需不振等因素影响，作为全球最大陶瓷生产基地、中国最大冰箱和空调生产基地的佛山，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滑了2.2%。

       广州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虽然广州先进制造业占比在珠三角排名第三，但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却低于广东的平均水平。今年一季度，广州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仅为0.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更是下降了13.7%。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苏不仅拥有全国最大的制造业集群，一个省的制造业总产值就占据了全国的八分之一，全球的3%，工业利润也是全国第一。经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江苏的制造业实力正不断增强。

     一季度，江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5%（广东只有6.1%）。其中，作为领军者的苏州，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到了11%，而广东增长最快的深圳也仅为10.3%。在苏州的带领下，一季度其GDP增长了7.9%，在所有万亿城市中名列第一。江苏全省的GDP增量高达1618.7亿，位居全国之冠，进一步缩小了与广东的经济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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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江苏的GDP总量已紧追广东，但在诸多核心指标上，它与广东的距离仍然显著。

以被称为“资金总量”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例，2023年广东达到了35.1万亿的高点，而江苏则止步于24.6万亿，仅相当于广东的70%左右。这一数据由央行统计，相较于GDP，它较少受到地方统计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真实地揭示了粤苏两地民间财富的差距。

税收是民间财富多寡的另一个晴雨表。2023年，广东的国内税收收入高达21637.7亿元，相比之下，江苏的15587亿元仅占广东的72%。从GDP的“含税率”这一视角观察，广东每创造1元GDP，就能带来0.16元的税收，而这一数字在江苏为0.12元。

个税，这一直接反映居民薪资收入的指标，广东去年征收了2365亿元，而江苏则为1262亿元，江苏相当于广东的53.4%，这一差距显著表明江苏人的薪资收入远不及拥有广州和深圳这两座一线城市的广东。

通过国内税收收入、含税率、个税这三项关键指标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广东的经济质量明显优于江苏。

更关键的是，广东和江苏上缴的税金并不全部留用于本地，其中相当一部分需上缴中央，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八省（市）养全国”，在这八省（市）中，广东是贡献最大的省份。2023年，广东向中央净上缴了7341.31亿元，而江苏尽管是GDP第二大省，在财政贡献值上却位列广东、上海、浙江之后，排名第四，上缴金额为5108.87亿元，比广东少了逾2200亿元。

在养老金贡献方面，这种差距更是惊人。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流动，部分省区出现养老金缺口，中央决定加大养老金在各地之间的调剂力度。

根据《2023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上缴下拨情况表》，去年共有18个省市区上缴了2439.59亿元的养老金，广东一省就上缴了1158亿元，几乎占了一半，是江苏的6.5倍，上海的36倍。江苏的贡献仅为177亿元，还不及广东去年的增量（273.03亿元）。

因此，难怪网上会出现“广东帮助大半个中国养老”的说法。所以，无论是从综合经济实力，还是对国家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来看，广东都可以被视作新一代的“共和国长子”。这一地位，江苏在短期内似乎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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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坚信江苏终将取代广东，重回“第一省”宝座，主要是因为江苏的发展更均衡。
       正如前面所言，广东是两超（广深）、两强（佛莞）带一堆小弟的模式。

       没有广深这两只“领头羊”，广东战斗力要减弱一半。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使得广东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一线城市的省份。而广深这两个窗口平台又帮助广东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循环体系中占据有利的C位。

        但劣势同样明显。特别是地域间贫富差距过大，粤东西北许多城市，比如潮州、河源、云浮，GDP才千亿出头，而位于珠三角的南海区狮山、北滘两镇，GDP也都超过了千亿。因此被批为“地不如镇”。

       而这导致作为省会的广州不得不持续向省内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输血，从而拖累广州自身发展，在与全员二级财政的江苏城市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江苏则正好相反。

       省内“十三太保”各个都能独当一面，比如南通是船泊之都，宿迁是客服之都，扬州是高端纺织之都……全省共拥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等五座万亿GDP城市，以及徐州这一个准万亿俱乐部成员。

       哪怕是垫底的连云港，GDP也有4300多亿，在广东能排到第六。

       另外，江苏还有着强大的县域经济，百强县数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

       这种多中心模式，使得江苏的工业发展、经济增长有了更广阔的腹地，也更符合共同富裕的精神。

       可以说，粤苏之争之所以经久不衰，本质上争的已经不是排名的先后，而是发展模式的优劣。

       到底是均衡化发展更长久，还是单极化驱动更牛？当然，何为均衡化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事实上，广东虽然区域上是珠三角单极驱动，但随着粤东西北人口持续流入珠三角，如果我们从人的维度来考察，这些地方人们的财富收入，相对珠三角原有居民，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广东因为有广深这两个一线城市，对全国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虹吸影响，远远超过江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

        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为66.58%，排名全国第一。数量达到8460万，接近江苏全省人口。另外，广东本地的生育率也远高于江苏，连续六年保持第一生育大省。

        以2023年为例，这年广东出生人口达到103万人，相当于全国每10个新生儿里，就有1个出生在广东。而江苏不仅是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全国第二，南通、泰州、扬州等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已超过25%，甚至30%，位居全国最“老”城市之列。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在这方面，广东傲视群雄，遥遥领先，令包括江苏在内的长三角诸省市望尘莫及。而这也是广东继续保持第一省地位的最大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