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田园城市的未来

      每次穿行于关中那片位于西（安）咸（阳）之间的土地，看到那些起伏不定的土坡以及和北方大多数河流一样蜿蜒、斑驳甚至有些丑陋的渭河河道，我都会不由心生感慨：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曾经主导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时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王朝兴衰的历史风尘，而如今，残留的或是一个只有远观才能呈现的土堆，不知道下面掩埋着哪一位王侯将相；或可称为宽阔的河道，河水却断断续续，难寻一丝大河奔流的气势；一望无际的麦田，微风吹过，麦浪由近及远而去或由远及近而来，但麦浪过后，一切归于安静。
      所以，我曾经不止一次对着散布于机场高速两边的工厂的烟囱发呆，陷入沉思，这些无名的烟囱，一时间成了对这片土地的辉煌历史的现实反讽。但这就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是这片土地的现实，想必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关心的是，这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一个宏大的现代城市建设理想正在浮现。按照规划，在未来的1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面，陕西省决策者将在这一地区近9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一次城市建设的“冒险”，之所以说是“冒险”，一方面是指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时期的记忆；另一方面，陕西省的决策者将在这里实践的是被称为“田园城市”的城市规划理念——这一理念虽然曾深刻地打动过无数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但考虑到这一理念从一开始就不仅是针对城市建设提出的，它要解决的是提供“一条走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所以，对这一理念的实践牵涉了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使得少有人真的可以将它变成现实。
      1898年，勇敢的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出版了那本著名的《明天：一条走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农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每户居民都极为方便地接触自然。
在此后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尽管“田园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理念，与柯布西耶所代表的另一派对世界城市发展规划产生深刻影响的“城市集中主义”有过辩论和交锋，但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实践表明，更多的城市开始希望能够在田园城市的规划理念中找到医治存量的城市病的灵感，并在增量的城市化过程中，通过这一理念，来实现人们对来到城市追求“真善美”的理想。
      这显然也很符合陕西省决策者对西咸新区城市发展的表达。此前正式对外发布的陕西省西咸新区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在这里，“基于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和人们亲近自然的要求，着眼新区城镇、村落、耕地、水系、文物古迹相互交融的基本特质，回顾古代先哲‘天人合一’的理念，延伸和发展国外城市规划的经典理论，形成‘现代田园城市’的建设理念。”
      当然，这将近9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地理位置上是如此特殊，其正处于西安和咸阳两个具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千年古都中间，而这样的一个地理坐标，从其规划开始就有可能使得这一地区在全球城市版图中赢得一席之地。更何况，陕西省方面的初衷之一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地区的开发，加上西咸两市主城区和周边卫星城镇的建设，共同构成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总体城市架构布局，对西安的古都复兴很是关键。
      于是，两种可能的未来图景就出现了：第一种可能的图景是，西咸新区及其西安（咸阳）大都市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唯一性、世界性，这里囊括了大量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时期的历史遗迹：周丰京、镐京，秦阿房宫、汉长城、渭北帝陵等，这些遗迹从文物的角度而言是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遗址，但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区是西方世界对古老东方文化溯源和观瞻的重要起点和载体，在这一地区如果能够在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这里将会诞生一个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国际化都市。
      另外一种可能的图景是，如果在城市建设的实践中，出于权力或者资本的种种诱惑，没有能够充满敬畏地对待这些历史遗产并使其为新的城市精神形成和彰显提供底色的话，这里将成为中华文化的最大遗憾。而且，一旦失去了，将永远没有了。
      二
      我们希望对包括陕西省西咸新区在内的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决策者给出的提醒的是，对于“田园城市”建设的从来就不是口号化可以实现的，甚至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霍华德这一理念背后的包含的“政治家气度”（很多人甚至将这一理念当作了始于中世纪具有郊区特点的开敞式规划类型的替罪羊）：在这一理念背后，包含了对一系列制度构建和良好社会建设的追求，这些也才是“田园城市”建设的真正密码。
      霍华德对“田园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基于19世纪英国城市化的基本事实，他同时关注着城市和乡村，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而非仅仅从人口和建筑的空间布局上来审视当时正在出现的令人沮丧的城市发展效果：“在人类力量的影响下乡村愈加贫穷，而城市也没有在市政发展方面获得任何相称的结果。”
      所以，后来著名的城市文化学者刘易斯o芒福德对建设“田园城市”的基础和创意进行总结时称：霍华德“抗拒了为了提高土地价格而增加密度的诱惑”，“他同样消除了由于土地使用中非理性和投机变化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我们看到，霍华德的方案中设置了环绕着每一个田园城市的城市发展外部界线，以永远保留开阔的乡村，用作农业或者休闲用地。“一座现代城市，正如一座中世纪的城镇，必须遵照人的尺度来规划，并且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尺寸、形式、边界。它不再只是一种房屋沿着无序的街道蔓延扩散的城市，一直通向无限远处，然后在湿地的边缘处戛然而止”。城市增长的顶点是到达市中心社会服务设施的最大承受极限，进一步的增长可以发生，但不是通过容纳更多的人或者城市蔓延的方式，而是以田园城市为基础通过同样的方法来实现。
      霍华德主张，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地域关系是均衡的，关于其内在发展方面，在家庭、工业、市场之间，政治的、社会的和娱乐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换句话说，霍华德不但避免了特定的居住郊区化和公司城镇的诸多缺点，而且他还成功地消灭了由无限的聚集而导致衰败的可能性”。
      基于此，刘易斯?芒福德的评价是，“霍华德也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个通过一种合理的社会概念来思考理性城市动态发展过程的城市思考者”。
      那么，今天面对刘易斯?芒福德对一个真实的霍华德和“田园城市”理念的总结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有些怅然若失？一方面我们感叹霍华德的勇气，同时，这样的总结难道不是也可以被认为是对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中所遇到困境的恰当的描述吗？不但是恰当，恐怕是很恰当——在我们的城市和规划建设中，土地的使用充满了非理性和投机的色彩，很多城市都无法找到自己的边界，而是任由其在空间上无序的蔓延，这被形象地称为“摊大饼”；另外，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内，政治的、社会的、娱乐的功能存在着鲜明的断裂，我们的城市正在变成一个一个的“恐惧的孤岛”。
      我们可能正在经历着世界城市发展史上失败的一幕，而且，更让人悲观的是，“田园城市”的理念在其提出以后的城市发展史中，虽然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真正的“田园城市”的建设实践却总是遭遇抵制，困难重重，“是一个步履维艰的运动”——开始是因为工业的重点仍然是经济利润，“田园城市”受到以蒸汽机动力为主的工业在技术方面和金融方面的双重抵制；此外，“交通、通讯条件不完善也是限制这一理念发展的障碍，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活动范围能够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而没有任何动力到另一个”田园城市“中去生活。
      但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刘易斯?芒福德认为“田园城市”之所以发展缓慢的原因可以被归结为“它的形式生来就是为了合作而服务，为按照社会的需要进行规划的社会而服务，其中农业与工业地位平等，土地使用与土地管理的必要社会基础就位于社群中间”。所以，为了顺利地建设“田园城市”，“它应该是地域机构的产品，其行动范围要超出市政机构本身”，“只有当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直接迈向地域复兴这一目标的时候，田园城市才能够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被霍华德及其同事们所证明的城市发展新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他们指向位于和谐的地域内部的和谐城市集群：一方面，广泛的传播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化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融入可持续的生命环境和以生命为导向的乡村特点”。
      三
      恐怕无论是霍华德还是芒福德，当年都不会想到自己的有关“田园城市”的思考和总结，会如此适用于中国已经和正在经历的城市化。
      不过，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两位逝去的大师的言论将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的城市化变革提供引以为戒的教训，并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针对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思考。而在这些思考中，最具价值、最具根本性也最具挑战的思考之一就是：城市是作为社会性的存在而存在，对“田园城市”的追求则是对“一条走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的追求。
      这正是我们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对话的主题，在其看来，“现代田园城市”亦是在实践以社会的视角重现发现城市的理念，亦可谓之“理想城市，理想社会”。
      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陕西省西咸新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践并实现“田园城市”的理想呢？“田园城市”的理念又将给西咸新区一个怎样的城市发展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