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旅游研究有中国范式吗？

　　2016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应邀参加由中山大学主办的 “旅游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2016）”，并做了“旅游研究有中国范式吗”的主旨演讲，中山大学徐红罡教授主持了本节演讲。具体演讲内容如下：
　　今天我主要讲四个问题，一个是研究范式，一个是多学科性，一个是中国语境，还有我们研究的一些案例，第四个问题我现在不讲，要保持神秘。

　　一、研究范式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研究范式的问题，我不想多讲，好多老师包括谢彦君老师讲过好多关于范式的问题，保继刚、孙九霞老师最近也在讲旅游研究的范式问题。什么叫范式？我们共同接受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及体系等等都是范式的，特别是库恩（Kuhn）提出的学科范式传播很广，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这里有老外，但绝大多数听众是中国人，在这里我就不讲英文了，可以请Gursoy教授旁边的同学帮我跟他解释一下。
　　研究方法受制于研究范式，应该说最近有一股思潮，强调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理论纵深，旅游研究已经进入一种后科学范式。我本人不太懂旅游哲学，对于什么叫后科学范式，前一阶段是朦朦胧胧的，但是后来学习了一下，才有所了解。旅游研究要打破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就是一个学科不要只坚持自己的学科囿见。
　　从地理学的经验来看，等一下我会讲中国的范式是存在的，答案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现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跨学科、多学科、杂交学科的概念不断涌现，前不久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骡子理论”，旅游研究应该是“骡子的”旅游研究，就是说它必须以马为父本或母本，与驴子进行杂交，以繁殖后代，这个是我初步的判断，研究范式的过程一定经过骡子的过程。可以说我们现在都需要一个旅游学科金字塔的建立，从后学科语境下多学科的知识整合，到旅游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再到达旅游学科范式的金字塔顶端，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二、多学科性
　　多学科性是旅游研究的基本格局。那么这个多学科性要存在多久，如果一直多学科性下去，那就不存在这个研究范式，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最近保继刚教授组织全国的力量积极向国务院学科办公室申报旅游管理作为一级学科，那是政治行为，如果没有一级学科的政治地位，大学里的各种资源就配置不到旅游学院。但是学理上有没有一级学科、什么时候才开始有，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旅游研究进入后学科时代后，逐步形成一个知识共同体，然后形成范式。这样一个工作，大家都在做，这就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
　　关于多学科性，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很明显存在于各个高校，看在座的脸色就能分辨出来是来自哪个学科的，所以说参与旅游系建设的学科特别多，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报告还需要把数据拿出来讲，所以我用一组数据、一系列数据来看一下多学科性。多学科理论在旅游中是存在的，但也是旅游学科之所以如此乱的原因，如果说是历史学科，他肯定不会乱，因为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比如复旦大学的旅游系被压在历史系下面，不得独立，旅游系就很难发展，因为它要服从他爸历史系的养家糊口的要求（众笑）。这就是多学科性的一个基本格局。
　　多学科性很多人在研究，比如说Jafari教授曾经做过一篇美国的旅游领域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研究，这些学位论文多数属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休闲学等学科，还有很多作者，比如张薇（2009）、曹曦等（2010）、维勒等（Weiler，et al，2012），还有我和肖洪根老师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Wu, Xiao etc, 2012），发现旅游研究不管是在中国的《旅游学刊》还是外国的ATR（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M（Tourism Management）上统计，结果一定是多学科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把ATR创刊之后30年间的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其结果是画出了一颗旅游学科树，2005年在《旅游学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在国际会议上也发表过，从学科树上看涉及10个学科左右。
　　我还组织过北大旅研的团队对2002-2011年间的全球31种英语旅游期刊进行了统计研究，对近1万篇论文，3万7千多关键词进行分析，最后得到的关键词云图中，“culture”、“hotel”、“destination image”、”heritage”等概念属于出现频率最高，说明它的研究次数多，涉及学科广泛。用云的概念来显示，云的形状代表虚无缥缈，但其成因及运动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总的来说是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复杂的关键词云本身就是用这方法去研究它。

　　Jafari和Ritchi（1981）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人们把他们的旅游多学科性命名为“Jafari环”，环上有16个相关学科，涉及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城市和区域规划、市场营销、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英国萨里大学的Tribe（1997）也提出了以”外圈、中圈、内圈“这样一个形式表达的多学科性，外圈是支持性的学科，内圈分了两大类：社会学科和非社会学科或者管理类学科。如果把Jafari和Tribe研究的东西合在一起，就会变成跨学科的一张图，就是中间是旅游研究，旅游研究的一半时跟产业有关的管理学科，另一半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间的外围，是其他旅游相关学科。总体来说比较乱，比较丰富。
　　解释这种乱的现象有两种办法，第一个是从旅游系统角度，我曾经在《旅游学刊》上提出过旅游系统是旅游学科理解的一个角度（吴必虎，1998）。旅游系统的理论很多人提出来过，很多人也写过旅游系统的书，但是东方的旅游系统要加进去支持系统，强调政府的影响，而西方的旅游系统基本上不会走这种途径，他们的旅游系统仅包括客源地、目的地和中介三个要素，但东亚国家必须考虑政府的干预，这是中西方的差别。
　　第二个角度来分析是二向法，即把所有的旅游研究归并为社会学研究方向和管理学研究方向，大家可以发现这两个方向它们的主要理论范式、理论视角不太一样，比如说社会科学方向强调功能主义，涂尔干主义、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等等，而管理学范式是职能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等。
　　这些多学科要前进，我们第一要感谢妈妈，感谢爷爷奶奶，就是我们的母学科或者祖母学科（众笑），但是如果老是传统学科，譬如厦门大学旅游系来源于历史学科，复旦大学旅游系被和历史系捆绑在一起，这种现象反映了学科壁垒会比较厉害。所以旅游研究存在传统学科依赖和学科壁垒，旅游学如何前进，我给大家的办法就是“乱伦”，就是“杂交”（众大笑）。大家知道太懂规矩的话，是不会进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旅游是什么？》，是应旅游学刊吴巧红主任邀请，给保继刚、王宁、马波、肖洪根、谢彦君（2014）谈话录《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写的书评，我经常当面跟谢彦君开玩笑，说我们虽然是铁哥们，但不同意他提出的旅游研究要“五个分离”的观点。他今天也在场，我讲完之后就要去赶飞机，如果谢老师在我离开之后批判我，九霞教授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谢彦君老师在讨论“旅游是什么”时，提出了“五个分离”的观点：一是将愉悦旅游与商务旅游相分离，二是将旅游与游憩（休闲）相分离，三是将旅游与旅行相分离，四是将旅游与酒店相分离，五是将旅游消费与旅游者消费相分离。他的说法是好心，但他的说法与我们旅游杂交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旅游是什么”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混交，杂交之后能否出来一个最好的学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最贵的宠物狗都讲究纯种，反对杂交。但太强调纯种，亲近繁殖出来的狗有多种疾病，狗的主人钟情于纯种狗，ta不理解狗狗的痛苦（众笑）。近亲繁殖才会得到纯种狗，纯种狗是不利于竞争的，建议大家养宠物千万不要养纯种狗，因为不养纯种狗，就养杂交狗，又便宜，又符合动物社会的进化规律（众笑）。

　　三、中国语境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遵循杂交理论，因为它是进化的科学。但旅游的杂交现在有一种单本杂交的现象，全球旅游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就是单本杂交。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文化延续，一直到现在的欧美，我现在要说除了欧美中心主义外，必须有一个东方中心主义，这两个中心主义进行杂交，才能前进。多补充一句，中国人除了学英语，也要把自己的古汉语学好，过去评职称，只考英语，是错的，应该有两个选择，考古汉语和英语，鼓励大家把古汉语学好。
　　中国语境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并且至少有四到五个方面是与西方不同的。
　　从文化上来讲，中国具有文化独特性，它的文化景观、汉字文化圈、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及中央集权传统等特征，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古罗马的共和制度，元老院（国会）议事立法制度，源远流长，直到今天的美国国会制度，可以说与古罗马的元老院制度相差无几。但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是世界上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化，与古罗马传统截然不同。大家都知道欧洲中心主义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统治的范围，除了意大利核心地区，今天的法国、西班牙，摩洛哥，利比亚，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以及土耳其，希腊，全部是它的统治范围，公元前二百年和后二百年期间，地中海一圈，几乎都是罗马人的天下。地球上跟它对应的就是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化。汉字文化圈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实际上菲律宾、马来西亚、及福建移民所到的地方也是汉字文化圈的影响范围。中国文化圈受汉族文化影响，中央集权的传统和欧洲的古罗马时的共和传统完全不同，中国就是中央集权，从西周到秦始皇到汉朝再到唐宋元明清，和欧洲的完全不同，欧洲是城邦制，中国是中央集权制，中国正是通过中国的文化核心形成了一个文化景观区划。比如说在大文化区下面分成了东南部农业文化区和西北部的牧业文化区。牧业文化区在元朝的时候一直跑到中亚、俄罗斯，所以说李白的老家并不是河南人，在新疆更西的一个地方碎叶城，这是一个文化圈层扩散和变迁的问题。

　　从科学哲学上来讲，中国的科学和西方的分析科学、逻辑学的基础也有显著不同。大家过去认为中国在清末的时候挨打了，就觉得自己不行，后来就觉得文化虚无与科学虚无，实际上，通过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解读，才知道流传甚久的老子的《道德经》被后人篡改过，跟最初李聃同志撰写的《老子》有很大出入。最近有美国的一个华人科学家肖钢写了一本书《道论》，对帛书《老子》的上半部进行了破译，发现《道经》部分其实就是科学和哲学，其中很多科学哲学至今仍有指导价值。再比如说中国科学哲学巨著《易经》，汇集了伏羲、周文王、孔子等人的智慧，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也非常流行，它有一个英文单词叫“I Ching”，它强调阴阳中庸平衡，所以中医、中国画，这些科学、艺术哲学代代相传，生命力旺盛。生病了开刀是对的，是西方的科学，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只是局部的科学，还可以针灸、调理，系统性医治，但我们现在很多大学校长乐此不疲，只知道SCI，SSCI，CSSCI，非要用这些单一评价标准来评价，而且是按年度评价，特别是南京大学，为了赶超北大、清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硬逼教师和研究生大发SCI，这是非常愚蠢的，比如说院士为啥要评呢？你自己觉得是院士就行了（众笑），指标体系都是骗人的，没有必要单一评价。被评价了得了低分，也不要太在乎。我现在在北大城环学院仍然是相当于副教授的B岗正教授，只要承认我是教授就行了，为什么A岗被调为B岗了，据说2009年那一年我去香港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不在学校，那一年到账经费低于10万元，陶澍院长下令降了岗位工资。以后经费又合格了，但岗位工资却一直没恢复。给我发副教授的工资我无所谓，反正工资卡在老婆手里，发多少跟我无关（众大笑）。

　　第三个社会学意义上看，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崇尚集体主义，个人价值服从集体价值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是非常重要的东方文化。比如在韩国或者日本的企业里面，老板点一个菜，你不喜欢吃，再点一个菜，你等于是要遭大家白眼的，这是集体主义的约束，所以就会出现从众消费，比如说单位旅游团一起买东西，实际上买的东西大部门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要买，就是从众，别人买了，如果你不买就会显得你没有钱。中国人都爱要面子，所以他就会从众。集体主义和大众旅游是非常相关的，大家都知道中小学过去叫补习班，现在叫预习班，总的来说，利益集团有教育部门，优秀教师，学生上课不好好学，课外就报预习班，这就是利益集团，所以说中国的教育完全被绑架了。但是大家从众啊，都报预习班，药不能停，根本停不下来（众笑）。
　　第四个是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是中国特别不同于其他欧美国家的。譬如说我们拿欧美的很多论文和模型来研究中国的企业，这个是行不通的，是不好用的，是由土地国有带来的发展模式，公和私的概念和西方不同。表面上公有，非常公平，但国民拿到央企的钱了没有，根本没有分红过。西方国家对私有财产非常重视，但从古罗马时期，公共的部分非常强调，美国的法律执行的很严，公共的部分大家认可，中国很多地方强调是公共的，但实际上不是公共的，欧美国家非常强调私有，但公共的部分执行的非常好。这就是公和私的不同。整个中国就是讲起来很“公”，但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比如说城里人买房子，过７0年以后就不知道是谁的了，或者说不知道还要给政府交多少钱才能继续使用。没有安全感，未来不可预知，所以大家把钱全部往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加拿大转移，包括官员、商人、知识分子，所以说当学院系主任以上的人，大部分儿女在国外读书，大部分把钱转移到国外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自己。问题就在于这个产权问题。建构主义影响，比如红色旅游的界定，抗日战争肯定是红色旅游，在国共合作没有深入的时候，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遗址拿来做红色旅游的不多，未来可能会拿更多的出来做红色旅游。再比如说民宿，比如台湾的民宿与大陆是不一样的，人家是私有，民宿真的是民宿，大陆的民宿都是企业或者是资本在做，因为它运作都不一样。

　　总之，认知是人的认知。人是有不同的。我相信，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是有区别的。至于普世，要看西方普东方，还是东方普西方，或者相互普了。我倾向于增加一些东方内容，因为近代以后西方中心主义太甚。

　　四、中国范式
　　中国的范式，有没有中国的范式，我觉得应该有。那么范式在哪儿，是什么，怎么去研究，做过哪些研究，实际上都没有做过深度的思考，思考了也没有用，因为一个评价体系就能把你搞死了，所以财务自由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自己开个小公司，不要等学校给你发工资，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有自己的研究，我就是这么干的（众大笑）。
　　中国的旅游研究范式在哪里，我们观察一下中国旅游研究的历史，从1978年到2001年，基本上是借鉴西方，比如说生命周期理论，这是保继刚先引进来的，好多西方的研究理论我们每个人都在引进，然后就是渗透，再然后就是自己创新，这三种情况都有。
　　应该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的旅游发展范式就是要从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来考虑如何建立中国的范式？那么为什么会有中国的旅游范式？因为旅游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本方面，然后从旅游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从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从地理学的空间规律来看，它都有不同，和西方非常不同，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空间格局的经济作用，第二个是讲空间格局的文化作用。
　　中国和西方的不同，给我们创造了条件。在空间规律、消费者、管理者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中国现在是政治统一、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再加上集体主义，根据物理学上的布朗运动规律，分子单个运动是没有规律的，但密度增大以后分子的运动规律就可寻了。
　　从地理事物的聚集和扩散效应观察条件来看，中国是世界最佳的人文地理实验室。俄罗斯地很大，但人太少，全是鸟（众大笑），所以观察不到人口运动规律。欧洲传统上独立自主性太强，语言众多，虽然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都是拉丁语语源，其间差不多的，估计还没有山东话和闽南话的差别大，但他们就是要分成很多种语言，大大增加了语言沟通的成本。我们长距离观察客源市场的时候，从上海到乌鲁木齐，可以观察三千多公里范围内的人口活动规律，所以中国是地球上最好的人文地理实验室。我们曾经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写成了一篇文章《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吴必虎等，1997），在《地理学报》发表，这篇文章是《地理学报》创刊以后80年来引用频次最高的第4名，也是中国所有的旅游研究中引用率和影响力最高的一篇文章，排第一名（牛玉、汪德根等，2014），为什么？答案就是它就是原创的中国范式。任何一篇文章只要是符合中国范式的，引用率就会很高，这就说明在空间格局上经济的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中国地理实验室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

　　再举一个例子，在文化与空间的规律上，它也有中国自身的特点，与西方人主张的authenticity（原真性）很不相同，一些文物专家受西方人影响一味强调原真性，到了入魔的程度，所以他们就会碰到挫折。譬如中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就很有问题。前两天受超强台风“莫兰蒂”影响，温州泰顺的三座国宝文物廊桥被冲毁，按照《文物法》是不得重建的，但很多网友呼吁要加以重建，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就应允许原址重建。中国历代文化建筑都是不停地原址重建的，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写过一篇《岳阳楼记》，记录了滕子京重建岳阳楼“增其旧制”的事情，若用今天的法律衡量，滕子京明显违法；再有就是社会上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叫“修旧如旧”，这个说法甚至把习总书记的脑子都洗了，他也提过要“修旧如旧”。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化建筑重建时根本没要求修旧如旧，武汉的黄鹤楼里面有几个历史模型，展示了唐宋元明清各代黄鹤楼的样子，原址不变，但形状、大小、形制都不一样，中国文物最重要的就是场所精神而不是随时而易的建筑物本身，廊桥是山溪两岸交通要道的必经之处，如果换了修建地址，这座桥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必须原址重建。原址重建是中国文物和文化传承必须要做的，因为中国的文物大部分是土木结构，如果按照中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不得原址重建，估计200年后中国就没有文物了，《文物保护法》不就成了《文物毁灭法》了吗？同样，第二十四条说国有文物不得进行商业运营，我用国内外的案例证明它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方各个国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建筑空间照样可以商业经营，开旅馆、做餐厅、开婚礼趴，样样可以，但并不影响那里的文物保护啊。全世界范围内，国家级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级别的文保单位，进行多种商业化管理运营案例不胜枚举。西澳大利亚女子监狱（Fremantle Prison）是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改建为青年旅馆，挪威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卑尔根木屋古街布里根（Bryggen）基本上都在商业经营，土耳其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世界文化遗产地棉花堡（Pamukkale），其古罗马时代的温泉遗址至今仍向国内外游人提供沐浴服务。

　　所以结论是中国旅游研究必须有自己的范式。因为我们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规律，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政治传统，我们的科学传统都与西方不同；从纵向来讲，管理和区位的空间规律和地理的实验室条件也要求有自己的范式，所以从研究问题的“define“，从价值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说，中国都应该有自己的范式，但是范式在哪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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